[ 駱玉生 ]——(2004-8-24) / 已閱8380次
民間糾紛官司化的原因和對策
駱玉生
據3月19日《人民政協報》報道，河南省鞏義市農村的兩位鄰居，因為一家的羊吃了另一家的一片青菜，雙方爭執(zhí)不下訴至法院。此事在法院打了五年官司，最后終于達成了調解協議。一起普通的民間小官司，竟然要用五年的法律訴訟來判定對錯，訴訟成本可謂不低。但是，目前這種現象卻在一些農村有愈演愈烈之勢，使得不少民間糾紛官司化。
從積極的角度來說，像這類民間小官司通過訴訟渠道去解決，表明經過近二十年的普法宣傳，老百姓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在增強。他們能勇于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討一個說法”。這是一件好事。但從消極意義上來說，鄰里間的一次小小糾紛，竟然在庭里庭外耗費了五年多時間，成本的確很高。從這一點上來說，卻又不是值得稱道和提倡的。
產生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可能有下面幾種原因：
一、人民調解組織的渙散和調解功能的弱化。我們知道，解決民間糾紛的渠道有多種。在社區(qū)、農村有村（居）民調解委員會，在鄉(xiāng)鎮(zhèn)辦事處有司法所。此外，還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訴訟。在筆者幼時的記憶中，是小事（糾紛）不出村、大事不出鄉(xiāng)的。而現在出現這樣的情況，應該說與一些基層調解組織渙散、調解員責任心不強、工作效率不高有一定的關系。調解組織調解民間糾紛無非有兩種結果。一是調解成功，二是不成功。如果調解成功，那還好，當事人雙方和調解組織都感到滿意。如調解不成功，調解組織花了人力、物力不說，有時還難免得罪一方當事人，有時甚至是兩方都不滿意。由于基層調解組織調解糾紛時不收費或收費很少，而要進行調解又需要花費一定的人力物力。因此，出于經濟利益考慮，有些基層調解組織調解民間糾紛的積極性不高，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調解的當然好，不能調解的就讓當事人到法院去起訴。因此，一些本該能在基層組織解決掉的糾紛，最后也還是要通過法院才能解決�；鶎诱{解組織不愿花過多的精力提高調解水平，解決民間矛盾，難以使民間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
二、一些媒體在法制宣傳過程中，過分強調當事人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忽視宣傳當事人互諒互讓，通過達成調解協議而解決糾紛、化解矛盾�，F在，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網絡辦了不少法制宣傳欄目，有的知名度還比較高，擁有一定的受眾。媒體所請到的嘉賓一般是教授、專家、律師。他們一般側重于純理性的法律思考分析案情，作出參考性評判，有意無意地給受眾傳遞了一種純理性的法律理念。在一般的節(jié)目報道中，編輯、主持人往往選擇當事人雙方爭議較大、情緒比較對立、矛盾不可調和的案例。仿佛不選擇這類案例，就不能達到宣傳效果，就不能達到較高的收視率、收聽率和閱讀率，就顯示不了他們的水平。他們認為如果調解結案，會給當事人一種“和稀泥”的感覺，不能起到“普法”宣傳的效果。他們側重于宣傳實體法律條文，指導當事人和受眾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當然，這樣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們忽視了維護自身權利的成本宣傳和社會后果，忽視了調解這一“東方特色”在解決民事糾紛中的重要作用和良好的社會效果，忽視了判決結案所帶來的上訴、申訴和上訪等一系列社會后遺癥。這無疑會給人以缺憾。而且，這樣往往容易誤導眾多的受眾。由于媒體自覺不自覺地誤導，促使老百姓產生了一旦涉訟，就要“爭個清楚明白”的意識。
三、法院過分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強調訴訟效率。在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法官忽視中國的國情，忽視調解手段在訴訟中的重要作用，不愿耐心細致地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使得一些本來能調解結案的案件最后作判決處理。這樣，使得當事人進行上訴、申訴，案件進入二審或再審程序。官司最后打下來，當事人雙方都勞民傷財、怨聲載道、得不償失。有時還造成當事人無休止的上訪。
四、當事人狹隘的訴訟心理。如前所述，隨著老百姓的法律意識的覺醒，在多數老百姓眼里，法律訴訟是解決民間糾紛的最佳選擇，任何糾紛都可以通過訴訟解決。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很多本來可以化解的鄰里糾紛和家庭矛盾，通過訴訟解決后，反而給當事人的心理帶來很大的壓力。糾紛一旦到了法院處理，老百姓一般會覺得既然已撕破了臉皮，就應“爭個輸嬴”、“討個說法”，沒有必要進行協調、讓步。至于訴訟成本，可以忽略不計。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比較濃厚，老百姓對訴訟有一種陌生感、新鮮感和好奇感。一旦身陷其中，難以從中解脫、自拔。
筆者認為，解決“民間糾紛官司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
首先，切實加強人民調解組織的建設，提高人民調解員的調解水平。在新中國的歷史上，人民調解曾一度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取得了比較好的社會效果。現在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技術和文化的同時，西方也在學習、仿效我們具有東方特色的調解制度。因此，我們不能放棄在解決各種糾紛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調解制度。我們知道，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我們的基層人民調解組織，應該主動擔當起“社會第一道防線”的重任，提高自身素質和調解水平。相關的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和群眾自治組織也應該從政治的角度對人民調解工作予以重視，并加大民間調解工作的資金和物質投入。實踐證明，這方面投入的回報是難以用數字來衡量的。這也是一種發(fā)展和環(huán)境投資，是很劃算的。因為這樣能取得老百姓安居樂業(yè)、社會穩(wěn)定的良好效果。
其次，要加強和改進普法工作，注重宣傳調解結案的社會效果，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各種媒體在我國的普法宣傳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電視和廣播。我們希望有關媒體在宣傳法律的時候，注意選擇一些能體現人文情懷的案例，加大調解案例的宣傳報道。而在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和普法宣傳中，不妨采用傳統的“小喇叭”、宣傳欄、巡回法庭、街頭宣傳臺等直接與老百姓接觸的形式，使他們知道民間糾紛及時得到調解的好處。這樣，樹立人民群眾正確、經濟的維權意識，讓他們安心發(fā)展經濟，杜絕不必要的濫訴和訟累。
第三，增強民事審判法官的調解意識。在法院司法改革過程中，不宜過分強調“一步到庭”、“當庭宣判”，而要實事求是，具體案件具體對待。堅持能調則調，需判則判，盡量多調少判。同時，對一些鄰里糾紛、家庭糾紛、輕微傷害、小額訴訟等案件，可以增設“調解”前置程序。在調解前和調解時，注重加強法律宣傳教育，使當事人知道多種維權的途徑和渠道，了解調解結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優(yōu)越性。讓當事人了解調解結案的優(yōu)點和好處。另外，法官也要提高調解水平，提高調解結案率。法院可以把調解結案率作為法官年終考核的一項重要依據。這樣，也能使法官在有限的工作時間內集中精力鉆研審判理論和業(yè)務，重點審理好疑難案件和復雜新型案件。
最后，要加強對當事人的心理研究，通過法律宣傳，說服教育，使當事人摒棄錯誤的訴訟心理。法官、司法員和人民調解員的工作是查明案件事實，運用法律解決糾紛。但他們的工作對象是活生生的當事人。而要做好解決當事人糾紛這項復雜的工作，就必須了解當事人的心理，使他們了解到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決民間糾紛途徑。而是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最佳的維權途徑。糾紛即使已進入訴訟程序，也要爭取花最低的成本，及時解決。使當事人知道訴訟外調解、庭外和解比對簿公堂更有利于民間糾紛的緩和與化解，讓他們走出“不蒸包子爭（蒸）口氣”的心理誤區(qū)。從而使他們集中精力全身心地進行經濟建設，在奔小康的大道上迅跑，早日過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如需轉載，請事先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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