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世功 ]——(2001-5-16) / 已閱38387次
經(jīng)過這番剝離之后，如果我們不是關(guān)注于資產(chǎn)階級的市民社會對國家權(quán)威的合法化約束，或者說不是關(guān)注于哈貝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問題”的話，那么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將“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和“資產(chǎn)階級”等同起來，使得具有潛在分析的“公共領域”概念成為哈貝馬斯關(guān)注的“晚期資本主義問題”的殉葬品。40相反，我們或許可以將“公共領域”甚至“市民社會”從特定的“問題背景”中解放出來。將“市民社會”看作是與資產(chǎn)階級沒有必然聯(lián)系的或者說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有聯(lián)系的非國家權(quán)力支配的生活空間，如家庭、社區(qū)、市場體系等(在這個意義上，“市民社會”與“社會”是同義詞。在討論中國歷史時，我還同樣使用“鄉(xiāng)村社會”的術(shù)語)，而將“公共領域”看作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通過自由溝通(communication)以形成理解或通過交涉(negotiation)以達成妥協(xié)的機制或制度化渠道，如自由言論、代議制、選舉、司法審判等。
經(jīng)過這樣的“概念治療”(維特根斯坦語)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合法性就是指社會對國家所維持的統(tǒng)治秩序的認可或同意，這種認可或同意是以自由溝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機制作為前提的，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機制，國家利用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對社會施以控制或管理，社會亦利用自己的資源對國家進行批評、監(jiān)督、抵制甚至反抗。這一合法性的確立過程正是統(tǒng)治秩序的合法化(legitimation)過程。一般而言，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包括制度資源(經(jīng)濟資源與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前者指國家對合法地施以暴力的壟斷，后者指國家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霸權(quán)。因此，國家在社會中確立合法性主要依賴兩種不同的合法化手段，即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前者指對統(tǒng)治秩序進行知識上或信仰上的真理化論證；后者指以暴力強制為后盾的權(quán)利義務安排，由此產(chǎn)生了兩種合法性，即基礎的合法性和授權(quán)的合法性。41任何統(tǒng)治秩序的建立必須借助于這兩種合法化手段。它們在實踐中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或啟蒙是以相應的法律制度(如教育制度、言論自由等)為保障的，法律制度的推行也是以相應的最低限度的共識為前提的。因此，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化與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在功能上屬于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正是在這種相互替代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合法化模式；即控制模式與治理模式，這一點我們留在后面有關(guān)中國法的歷史中再加以討論。 --------------------------------------------------------------------------------
注釋
1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48頁。
16參見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盛葵陽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56頁。
17A.P.d'Entrèves,NaturalLaw:AnHistoricalSurve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65,P.7.
18亞里士多德，前注15引書，第六章。
19參見薩拜因，前注16引書，第十二章，十三章和二十章等，哈羅德·丁·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形成》，賀衛(wèi)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第八章。
20參見強世功：“馬基雅維里與文藝復興”，《蘭州學刊》，1994年第5期。頁29-30。
21有關(guān)近代科學對自然法思想的影響，參見卡西勒：《啟蒙哲學》，顧偉銘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六章，亦見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四章。
22盡管古典自然法學家的政治主張和制度設計是不同的，比如霍布斯主張君主專制，洛克、孟德斯鳩主編共和，盧梭強調(diào)民主，但是他們所賴以得出結(jié)論的方法是一致的。
23轉(zhuǎn)引自，A.P.d'Entrèves，前注17引書，頁76。
24參見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8-271。
25同上，頁190-191。
26DolfSternberger，Legitimacy,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9,p.244.
27比如JeremyAdams將合法化類型分為程序的、強制的、警告的、學術(shù)論證的和大眾的五種，Hok-LanChan將合法化類型分為符號的合法化和現(xiàn)實的合法化。參見Hok-LawChan:，LegitimationinImperial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4,pp.16-17,11-12。
28參見蘇國勛，前注24引書。
29參見弗蘭克·帕金：《馬克斯·韋伯》，劉東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6-117。
30約翰·基恩：《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馬音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66。
31尤爾根·哈伯馬斯：《合法性危機》，陳學明譯，臺北：時報文化，1994［民93］，頁128，129。
32參見基恩，前注30引書，頁266—267；哈貝馬斯，前注31，頁129-131。
33AlbrechtWellmer,Reason,Utopia,andtheDialecticofEnlightment,inRichardJ.Bernstein(ed.),Habermasand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85.
34有關(guān)哈貝馬斯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參見曾慶豹：“論哈貝馬斯”，《國外社會學》(北京)，1994年第5期和第6期。
35轉(zhuǎn)引自方朝輝：“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論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學說”，《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4期，1993年8月，第35頁。本節(jié)關(guān)于哈貝馬斯對合法性與市民社會的論述主要參考了此文。
36借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歷史的例證，當推WilliamT.Rowe的有關(guān)十九世紀漢口城市的研究著作，而對其以西方概念套中國歷史的批評，參見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guān)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中國書評》(香港)總第5期，1995年5月，第28—38頁。對這種方法更廣泛的批評見魏斐德：“清末與近代中國的公民社會”，見汪熙、魏斐德編：《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57頁；PhilipC.C.Huang,"PublicSphere"/"CivilSociety"inChina?—TheThirdRealmBetweenStateandSociety,ModernChinaVol.19,No,2,April1993.21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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